寧白
  “二號院”是大慶油田總部所在地的簡稱。我一直不知道這個大慶最高指揮機關為什麼不稱“一號院”,至今想來,頗覺自己的粗疏。
  1976年8月,我從一個採油隊的工人,直接被調到“二號院”。調我的大慶知青辦主任曾在我們採油隊蹲點,當時油田正搞一次教育活動。可能在活動過程中發現了我的什麼長處,硬是要調我這個“右派”兒子到他辦公室工作。我不知道他在油田領導和有關部門做了多少工作,才讓我這個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得以一步登天。那時,他才三十五六歲,比我也不過大十來歲。一直到他調離知青辦,他都沒跟我說,是如何幫我調到知青辦的。現在我懂得,他對我的期望,和因為期望所甘於承受的壓力會有多大。我記得,去知青辦報到後沒幾天,毛澤東逝世了。我在知青辦留下的第一張照片,是讀報上的訃告。
  他僅當了我領導三年,就調去北京的國家建委工作。去上海出差時,他還特地去我家裡探望我的父母。老父親生前每每說起,就誇大慶不歧視“右派”子女,誇這位主任敢用人。老父親枯槁的心底,因為我領導的到來,被照入了一縷陽光。三年,是人生短暫的一瞬,這位我第一次遇見的大領導,讓我知道,一個正直、有勇氣、敢於擔當的人,會讓人一生銘記。
  知青辦的同事中,有好幾位都是從大慶先進鑽井隊和採油隊抽上來的基層領導,他們文化不高,卻都朴實、熱情,對我這個上海青年呵護有加,每次去機關的農田播種、收割,都手把手教,幫著我乾,連善意的取笑都沒有。每當秋陽升起,我踩在豐收的田野上直想歌唱。而到了我為領導寫報告的時候,他們都一個個輕手輕腳,有的還會為我冷了的茶杯里添上熱水。那份溫暖,至今想來,還熱氣未減。
  我們的辦公室與油田地質處共用一棟平房。地質處彙集了油田最優秀的地質專家,也可以說是中國油田地質界最高端的人物,不少人載入中國油田地質發展史。天天和他們在一起,我卻又感到,這是一群可愛、可親、坦誠、幽默的人。那位女副處長,胖胖的,戴著眼鏡,見人就親切地笑著。那位中年女地質師,下班時總能聽到她的歌聲:是那山谷的風,吹動了我們的紅旗;是那林中的鳥,向我們報告了黎明……這歌聲,讓我想起在大興安嶺時,行走在山野中的情景,使我對這些地質師有了更多的親近感。那位不修邊幅的高個子副總地質師,閑時來我們辦公室串門,總能把我的兩位女同事逗笑得東倒西歪。下班的時候,我有時給他們理髮,他們高興地調侃我:上海來的髙級理髮師。
  這樣一些大知識分子,在仍然艱苦的年月里,安於做事,樂於生活,又發現了大慶周邊新的油田,讓自己寫進了中國石油發展的史冊。
  在地質處,唯一的年輕人是小宋,她是時任大慶主要領導、後任石油部長的宋振明的女兒。她文弱而白皙,行走廊道、進出大門,相見於人,只淺淺一笑,但親切真誠。在與她一棟房辦公的幾年中,沒跟她說過幾句話。其父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曾領導大慶會戰,在當大慶領導的年月里,每當大年三十,便帶著白酒去鑽井隊慰問,與工人同飲。有人誣衊其作秀,工人說,我們喜歡這樣作秀的領導。1980年,上任石油部長才兩年多的宋振明,因“渤海二號”鑽井平臺翻沉事故,被免去部長職務。十年後,病故於大慶。其骨灰除安放八寶山外,在大慶他領導會戰過的地方多處安放,並留下遺囑,不要立碑,他說“死作大慶魂”。小宋在父親的追悼會上,將一位與其父共同領導大慶會戰的同事送的花圈扔出了會場外。她認為其在處理“渤海二號”問題上,對父親追責,是一種不義行為。
  我聽到此事時,已離開大慶。但小宋的瘦弱印象仍然深刻,難以想象當她內心的激憤噴發時,會如此強烈。她對父親深切的情感和崇敬的情懷,讓我想起小宋時,不僅有了更多的親切感,還平添了敬意。  (原標題:“二號院”紀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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